□孙晓明 孙辰龙
康有为这位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，一生足迹遍及寰宇，却对东岳泰山情有独钟。康有为一生中至少五次登临泰山。根据现存史料、石刻题记和他本人的诗作记载，这五次登临泰山的时间分别是1888年、1916年、1917年、1922年、1923年。其中1916年、1917年与1922年，康有为这三度登临岱岳，每一次都非寻常游历，而是承载着深重的家国忧思与个人命运跌宕。这座沉雄的古老山脉，既是他精神的避难所，也是其艺术生命迸发的源泉地。
寄情岱岳：诗心与古柏的共鸣
康有为（1858-1927年）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更生，广东南海人。光绪二十一年(公元1895年)进士。初年学习传统儒学，但国家危亡，现实的刺激，使他对旧学产生怀疑。1879年，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，开始糅合中西之学，改良政治。他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，要求变法，并组织强学会、圣学会、保国会，办报纸，鼓吹改良主义理论。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维新运动，受到慈禧太后镇压，逃亡国外。1912年组织孔教会，发起“定孔教为国教”的活动。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活动，不久失败。一生著述甚多。
展开剩余80%1916年秋，民国肇建未久，山河依旧飘摇。58岁的康有为先至曲阜祭拜孔林，随后乘着新式汽车抵达泰安。此行，他带着对中华文脉近乎焦灼的追寻，正如康有为曾在《致曲阜孔教会书》中说：“仰泰山，思曲阜久矣。”
甫入岱庙，那幅恢弘的《东岳泰山神启跸回銮图》壁画攫住了他的心神。六百余位神仙衣袂飘举，仪态万方，凝固的丹青里涌动着不息的信仰长河。当他驻足汉柏院，五株相传为汉武帝手植的巨柏虬枝盘空，沐雨栉风两千载，犹自苍翠逼人。抚摸着皴裂的树皮，康有为仿佛触摸到华夏文明坚韧的根脉——纵使王朝更迭，斯文不坠，一如古柏常青。
真正的震撼在经石峪等待着他。龙泉峰下，一片三千平方米的天然石坪上，北齐人手凿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大字赫然入目。1067个擘窠大字，字径逾半米，篆隶交融，笔力千钧，被誉为“大字鼻祖”“榜书之宗”。康有为素以雄强书风自负，此刻却在这历经千余年风霜的古代杰作前屏息凝神，为之倾倒。他感慨万千：“榜书谁可比，铁画而银钩！”这石上磅礴的笔阵，正是他心中那古老文化伟力的具象。
山行途中，轿夫低沉的号子在山谷间回荡，声声如古老民族的沉重叹息。忽见五大夫松挺立崖畔，康有为立刻下轿，肃立古松之前。相传此松为秦始皇所封，原树早毁于山洪，眼前这三株乃雍正年间补植。松涛阵阵，似在诉说两千年的兴废沧桑，引发康有为的无尽幽思。
对松山万松如海，一株峭拔的迎客松舒展枝桠，仿佛向他张开怀抱。行至对松亭，猛一抬头，南天门如红宝石嵌于双峰之间，一道石阶“天梯”蜿蜒垂落，直入云端。年近花甲的康有为，竟弃轿徒步，一鼓作气攀过1594级陡峭石阶，征服了险峻的“十八盘”。
当夜他宿于绝顶，翌日黎明，登上日观峰，看一轮红日磅礴跃出东海烟波。天地之永恒映照人生之须臾，巨大的时空感撞击心灵，化作笔下喷薄而出的《登泰山绝顶诗轴》和后来的《夜宿玉皇顶》诗作中。《夜宿玉皇顶》全诗570字，是写泰山诗中最长的一首：“汉松与唐槐，摩挲手数周，陡巅级四千，盘蹬石所砌，夹道古柏阴，绿涧清泉流……白云忽然合，神仙想骑鸾，人患难交通，始觉岱宗尊。”
斗母宫岁月：复辟梦碎后的栖身地
1917年7月，北京城上演了近代史上一出荒诞剧——张勋拥戴溥仪复辟，仅十二日便告流产。深度卷入其中的康有为仓皇出京，于9月遁入泰山深处的斗母宫（古称龙泉观）。这座依偎在龙泉峰下、深壑绝壁之上的清幽道观，成了他政治失意时的避风港。
斗母宫虽非巨刹，却与显赫人物渊源颇深。1914年，衍圣公孔令贻与“辫帅”张勋曾捐资重修此宫。张勋此举，实为还愿——他因求子得偿所愿，故慷慨解囊。康有为与张勋，一个鼓吹复辟的理论旗手，一个付诸行动的武夫，命运在泰山脚下悄然交织。早在1916年康首次登岱，便是与张勋相约同行，彼时只在崖壁悄然题名，心事重重。
斗母宫的清寂抚慰了康有为的挫败感。龙泉潺潺、古柏森森，终日与泉声松涛相伴。这位曾叱咤风云的维新领袖，此刻放浪形骸，不修边幅，俨然成了闲云野鹤。他常于林下设席，佐以泰山特产的赤鳞鱼（俗称“美人鱼”）与山肴野蔌，自斟自饮。醉眼蒙眬中看山间朝晖夕阴，乐以忘忧，“不知老之将至”。
他对宫东龙泉峰的风水宝地一见倾心。此处有老柏八十五株，林下涧流淙淙。1922年6月，他游泰山再居斗母宫时，竟以一百银元的象征价格，从住持法霖手中购得盘龙山麓十一亩山地。法霖此举，显系有意攀附这位“康圣人”。康有为雄心勃勃欲在此营建别墅，期冀长伴林泉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原配夫人张云珠病逝的噩耗传来，筑室幽居之梦戛然而止。
石刻无言：泰山上的历史密码
康有为五上泰山，不仅留下诗篇与轶事，更在崖壁间刻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，其中暗藏近代史的重要密码。
在玉皇顶著名的无字碑（相传为秦始皇或汉武帝所立）附近，两方题刻引人驻足。一方刻于甲寅年（1914年），署名“袁克文”，字迹风流潇洒；另一方刻于两年后的丙辰年（1916年），仅“南海康有为”五字，透着孤寂落寞。袁克文乃袁世凯次子，人称“二皇子”；康有为曾被袁世凯延揽，又遭背叛。二人题刻相距咫尺，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刻意的对照？
康有为面对袁氏留名，心中必是波澜翻涌。戊戌变法失败，谭嗣同血洒菜市口，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曾悲愤写下挽联：“复生不复生矣，有为安有为哉！”字字锥心。而袁世凯称帝败亡，时人讥讽的“对不起联”：“袁世凯千古，中华民国万年”（上联三字，下联四字，对仗不工，暗讽其对不起民国），更是举国皆知。泰山之巅这无声的石刻并立，仿佛凝固了那段诡谲历史中对于个人命运的嘲弄与无奈。
“康体”大成：泰山金石铸风骨
泰山之于康有为，不仅是精神的栖息地，更是其书法艺术脱胎换骨的熔炉。他晚年书风雄强奇崛、大气磅礴，世称“康体”，徐悲鸿、刘海粟、肖娴等大家皆受其沾溉。而“康体”成熟的标志，公认是其1916年登岱后所作的行书《登泰山绝顶诗轴》。
经石峪的《金刚经》大字对他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。那篆隶交融的古拙笔意、排山倒海的章法布局，令他震撼不已，“榜书谁可比，铁画而银钩”，尊其为“榜书之宗”。他长久盘桓石坪，“手画足趔起”，甚至发愿“誓将积沙刮，定有遗珠搜”“筑亭资铁石覆此宝琳嵺。”欲清理掩埋字迹的流沙，修建石亭，保护这千年瑰宝。
泰山金石的气韵深深浸润了他的腕底。观其《登泰山绝顶诗轴》，笔力如凿石，体势若崩云，一改早年帖学的娟秀，展现出吞吐山河的金石气象。泰山的风骨，经由他的如椽大笔，化为纸上不朽的丰碑。
康有为最有名的三游泰山，每一次都刻印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个人心迹。从1916年借岱岳雄姿抒发文化豪情，到1917年复辟梦碎后遁迹山林的落寞，再到1922年购地欲隐却终难割舍尘缘的怅惘。泰山见证了他从维新旗手到保皇遗老的心路嬗变，也以其亘古的庄严与壮美，滋养了他艺术生命的最后辉煌。崖壁间的题名、斗母宫的旧事、无字碑旁的并立石刻，连同那熔铸了泰山金石魂魄的“康体”书法，共同拼凑出一代巨子在历史狂澜与个人沉浮中，投向这座圣山大山神山的深沉目光。这目光里，有敬畏、有寄托、有慰藉，也有不甘与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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